【李衍蒨】Kathleen Folbigg：被冤獄偷走的20年 （下）
Kathleen Folbigg：被冤獄偷走的20年 （下）
李衍蒨
上回提到， Kathleen Folbigg 因為被法官裁定犯下一共三宗謀殺罪，及一宗殺人未遂，而被判刑 40 年。在呈堂證物當中指出，丈夫發現 Folbigg 的日記，因而覺得有機會是一連串的嬰兒謀殺事件。
呈堂的日記是六本日記當中，唯一一本版保存下來的。日記裡面記載著種種因為照顧小孩而要抒發的憤怒、難過及悲傷心情。當然在庭上盤問時， Folbigg 堅稱這些都只是比喻，不是真實的行為。辯方亦以嬰兒猝死症及 Laura 的心肌炎做了合適的辯解。在這個審訊過程當中， Folbigg 全程保持沈默最終被判刑。直到 2018 年，前澳洲首席法官 Thomas Bathurst 重新審視案件並以證據不足為由，宣布重新調查。終於，在 2023 年推翻原判結果。
Folbigg 一直以來都堅稱她自己是無辜的，並沒有加害任何小孩。這個說法在最初的審訊到判刑都一直沒有辦法證實，直到重審時期因為鑑證科學的進步而得以找到證據。法官在判詞當中提及，透過法證基因學 (forensics genetics) 的幫助，顯示這三位小孩的確有機會是死於自然 (natural causes) 。
以 Sarah 及 Laura 為例，法證基因學調查發現到她們帶一組已突變基因 CALM2-G114R 。不同的研究指出，這種基因是病態的 (pathogenic) ，更會導致心律不正，對小孩來說足以致命。不過，亦有學者宣稱突變也有很多種，不是每一種都會帶來這個結果。但，由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， Folbigg 因此而被特赦。
至於 Patrick ，在提及 CALM2-G114R 的證據時，專家證人指出 Caleb 及 Patrick 身上是沒有帶著這異變基因，不過同樣因為不能排除癲癇及潛藏的腦神經病症的影響，所以判罪亦遭逆轉。
最後有關 Caleb 的部份，就關係到當時控告 Folbigg 的背後理論 Meadow’s Law 。Meadow’s Law 是一個假設，當一個家庭裡面有超過兩位或以上的嬰兒突然死亡，就必須要以謀殺的方向去查明。這所謂的 law 其實是來自於一名英國的兒科醫生 Roy Meadow ，並且直接用到 2003 年 Folbigg 的最初原審。
除了 Fobigg ，英國三名母親同樣亦因為 Meadow’s Law 而被判殺害了自己的孩子，幸好最後所有判刑亦被推翻。 2007 年，牛津大學數學教授 Prof. Peter Donnelly 在一個 TED Talk 中表示， Meadow’s Law當中的統計及推論有繆誤，誤導陪審團。他清晰指出導致一個嬰兒突然死亡有很多因素——可以是環境因素而父母及我們普通人都會忽略，基因因素亦然。換句話說，如果因為自身了解不清晰而以一句抹煞可能性， “it’s worse than silly, it’s really bad science” ；而從法律角度看來， Meadow’s Law 的問題在於抹煞了無罪假定的幾本憲法價值。
Bathurst 引用是次心理學專家證人的說法，指出日記的片段及文字並不足以構成殺害小孩的動機。反而，這是一位因為喪親、失去兒女的背痛母親的自白。從心理學及精神科的角度看來，這些都是創傷後壓力 (post-traumatic stress) 及抑鬱的特徵，將孩子的離去視為自己的罪。基於以上的各個原因， Bathurst 決定釋放 Folbigg 。這是一次特赦 (pardon( 的做法，檢控的罪名依然留在 Folbigg 的刑事記錄之上，而下一步就是她決定要否爭取撤消控罪並且為 20 年冤獄作出索償。
科學及科技的確日新月異，每一項技術都能為一些人帶來無窮無盡的希望。但同時，如果是bad science，甚至牽涉了人為因素而改變某些結果的話，科學亦可以是威力強大的武器。世界之大，有些事情是比較罕見，但不代表是完全沒有可能性。畢竟， absence of evidence 並不等於 evidence of absence 。
